人已走 精神依然在——关于《雅集》之九

编辑:周和平  发布时间:2014-07-12 14:20:38  浏览

本刊上期的《父亲陶白》一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陶白是谁?许多人知道,但更多人不知道。作为曾经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老同志,江苏宣传教育文化战线的老领导,陶白声名远播,在江苏几乎的家喻户晓,却是在文革初期以一个被批判者的身份出现的。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家乡读小学三年级时。在一片打倒、批判声中,听到了“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还有江苏的匡亚明、陶白……

到省级机关工作以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经在北京见过“三家村”中唯一劫后余生的廖沫沙同志,那时候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会议工作人员的我从胸牌上看到这个熟悉的名字时,真是感慨万千。匡亚明同志则多次见过,他和南大和教育有关的故事至今仍为大家津津乐道。但一直没有机会见到陶白同志,直到后来经萧平先生介绍认识了陶白的女儿——在美国的谢舒以后,对陶白才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但这时候他已经去世了。

熟悉陶白的人,讲得最多的便是他的“刚”和“才”。深孚众望的老领导刘顺元同志为《陶白文集》所作序言的题目就是《正直不屈一文人》。出生在江阴的陶白,具有“民性刚”的个性特征。这种“刚”,在革命战争年代里,让他舍生忘死,英勇无畏;进入新社会,特别在担任领导干部时,让他大胆工作,敢于担当,同群众打成一片,也结识了一批肝胆相照的朋友。《父亲陶白》描写的亚明骑着小红摩托车在楼下喊他去夫子庙吃茶的情景,叫人难忘。

这种“刚”和“才”化作文字,便成了一篇篇有思想有锋芒的杂文,使他成为了一位知名的杂文家。只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著文罹祸,一篇篇文章成为了“莫须有”的“罪证”,所以“文革”中,他第一批被抛出来便不足为奇。

陶白“文革”初期的遭遇,在章品镇先生的文章中有比较具体生动的描写。写在批斗会上红卫兵打了他耳光后,“他的脑袋猛然晃动了一下,但立刻便挺直了,脸已红肿,而神却不散。欧洲人有句话:树死了,但还站着。陶白还活着,当然更是站得笔直的。我的感觉,虽然多次地揿压,他的腰却一直没有被扳弯。”就是这样宁折不弯的人,也有寻短见的念头,有独居无人语的凄苦,也有“回眸时看小於菟”的温情。文章中写到,他带着作者,像解放前地下工作者那样,去向作家章品镇偷偷借被视为禁书的外国名著,他说,孩子正是读书的年龄啊,再不读就来不及啦!作者以沉郁的笔调,写出了一位父亲在文化荒芜年代的无奈、急切和勇气。

多年前,萧平先生送我一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陶白捐赠文物选集》,里面收录了陶白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和家乡江阴的书画、瓷器的图录。这本书我会经常翻翻,因为我觉得可以在里面触摸到老人的内心世界。作为文化人,陶白一直爱好收藏。即使在当时,收藏也不是件易事,需要学识,更要从不很丰厚的工薪中抠些钱出来,经历千辛万苦才能完成这个雅好。以今天的眼光看,因了这个捐献,他的子女与富有擦肩而过,也因了这个捐献,陶白被家乡人民永远地记住了。

文章作者谢舒,现居纽约。她有乃父之风, 正直而多才艺,善于作文,曾经写过回忆父亲的长文。应本刊之约再写,期间多次邮件往返切磋,终于写成情义并茂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化人,一个文化工作领导者,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共产党员的形象。虽然只是侧影,依然令人感动不已。

青年学者张晖的英年早逝,在学术界也在社会上是件颇有影响的事件。

这位从南京大学走出来的青年学者,在大三就写出了《龙榆生年谱》,当时他年仅22 岁。北京大学吴小如教授曾评论道:“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言,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我为南京大学出了这样的人才而感到由衷骄傲和庆幸。”张晖以后又有香港、台湾、新加坡的游学经历,最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为了《文学遗产》的编辑。他在学术上不断精进,先后有《中国“诗史”传统》、《无声无光集》、“帝国三部曲”等问世,他的治学成就也被一些知名人士誉为“当代中国一位优秀的人文知识分子,海内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公认的杰出青年学者”。

《雅集》前几期曾连续介绍了周勋初先生。当年张晖从南京大学到香港科技大学读博士生,周先生亦是推荐人之一。在南大和周先生他们所秉持的“传承东南学术”重任中,应该是有张晖的位置的。在有关他的回忆中,多次被提及九十年代南大的理想主义,提及他把振兴东南学术作为治学宗旨。可惜天不假年,他只活了短短的三十六岁。

张晖的遽然而逝,让许多人悲痛不已,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解读。我第一次在上海《文汇报》看到张晖的日记选,报纸取的标题是“小小成绩,皆需狮子博兔之力”,真是震撼人心。看到张晖挚友维舟的《平生风义兼师友》,为新一代学人古风犹存的治学交友之道赞叹不已。后来读了张晖太太张霖所编的《末法时代的声与光——学者张晖别传》一书,在看到张晖的不凡业绩和奋斗历程的同时,还看到了在实现治学理想过程中,他也面临着内心精神的拷问,也会怀疑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意义,怀疑自己方向的选择,也有许多生存与境遇的困扰。这也正是当前知识界的现状,也才是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张晖。

基于这些感想和体悟,我们想在本刊介绍张晖。最合适的作者应该是他的太太、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张霖,我们利用她来母校南大参加纪念活动时约见了她。作为张晖他们南京大学95文科强化班的班长,张霖有着不一般的才情。她坚强而开朗,在痛失挚友般的亲人以后,在短短的时间里,为他编辑出版了纪念集和几部遗著。在这个过程中,她的文学才华也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了解。

张晖为我们留下了很多。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范,他出现和陨落的意义是多方位的。张霖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她的视角,尽力为我们还原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青年学者的形象。为了向他们的九十年代和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致意,我们还同时选发了张晖的求学日记和张霖的诗作。于此,不知道能不能让我们对一句老话有新的领悟:有时候生命的意义,不在它的长度,而在它的宽度和厚度。同时也可以这样认为:可以拒绝崇高,但永远会有崇高;可以嘲笑理想主义,但理想会永远在我们心中闪耀。

今年51日,林敏端同志安然而逝。

林敏端同志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她又长期在大学工作,并先后担任过高校、宣传、教育和统战工作的领导职务。她一心为民、专注于事、热忱待人的风格,感动于每一位同她共事和认识的人。

林敏端同志1991年至1993年间担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当时,正值省社会主义学院在新址进行基建,她为此耗费了大量心血。一些社院老同志谈起,仍记忆犹新。在她晚年,依然关心着社院的建设, 也关心着这本《雅集》。每期杂志出来,她都要认真看,并提出一些想法给我们参考。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她在患重病以后,还向杂志推荐介绍南京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老院长、长期担任省民盟负责人的樊庆笙先生。她在南农学习工作了26 年,樊先生是她非常崇敬的人。当时编辑还担心专业性太强的介绍会不会与刊物风格不合,她在医院一次次和编辑交换意见, 挖掘出了樊先生作为我国农业微生物奠基人和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这条主线,突出了他可贵的爱国情感和道德节操。文章出来后,反响甚好,她也很高兴。

林敏端同志工作和生活充满快乐和阳光, 度过了有意义、有尊严的一生。在位时如此, 退休后亦如此。她一生未婚,但热爱孩子,在担任省儿基会副会长期间,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做了许多好事实事。她1997 年退休后曾担任统战部机关退休支部书记,她乐于助人的优秀品格得到了最大的发挥。退休同志的大事小事, 她都要去过问。谁生病了、家里遇到什么事了,她都会帮助操劳。当时,我分管老干部工作, 经常会接到她打来反映情况的电话。她的热忱热心感动了大家。

去年春节前夕,林敏端同志患了重病,她并不惊慌,坦然应对。虽然医院一次次发出病危通知,她还是挺了过去,生命延长了一年多。在她自知不起以后,给组织上留下了遗嘱。其中有亲属不得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拿出50 万个人存款捐献给省少年儿童基金会,等等。

在告别仪式那天,印发了她留下的《我愿飞翔》的遗言:

我是1949 年入伍,从厦门入海处侗安县上船,到福州成为军人。1952 年随部队千里行军开赴朝鲜。厦门、福州、大海是我人生的起点。

我愿我的骨灰伴随鲜花撒向波澜壮阔的大海,飘向无边无际的海洋, 走向一个完整的人生,那是多么心旷神怡……